
毛主席的十大警卫员,谁的成就最高?
今天咱们说汪东兴
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,听着离权力很近,真落到人身上,其实最难拿捏。靠远了,情况摸不准;靠近了,又容易越界。汪东兴难得的地方,不只是站在毛主席身边,而是站了那么多年。
十大警卫员里谈成就,他绕不过去。他的分量,不只在履历表上,也在许多险处、暗处、沉默处。这个江西弋阳走出的穷孩子,十几岁扛枪,二十岁上下就在长征路上滚过泥水,后来管过中南海,下过地方,退下来整理党史。
一九一六年一月,汪东兴出生在江西弋阳贫苦农民家庭。穷人的日子没多少讲究,病了硬扛,饿了忍着。他少年时参加过方志敏领导的农民斗争,做过河潭乡儿童团团长、少先队队长。
一九三一年一月,他加入共青团;一九三二年六月,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并转为共产党党员。十六岁的少年走进队伍,脚下是枪口、泥坑和夜路。
他在红十军第八十四团一营从基层干起,后来到彭杨步兵学校、中央纵队干部团、红军大学特干团等单位任职。第四次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,他都在部队里打硬仗。
金溪战役里,守城时炮火压上来,退路被逼窄,他和战友从城墙跃下。
一把布伞被风撑开,像老天顺手拽了他一把。他落地后伤了手臂和腿,滚进树林,命保住了。同跳的战友,许多人没能再站起来。他这条命,从此像替别人多走几步。
负伤后的汪东兴进了中央野战医院,又考入红军大学。
长征开始时,组织想让他留在后方,他不肯离开队伍,被编入中央纵队,也就是红星纵队,担负保卫中央军委、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。土城、遵义、鲁班场、会理、安顺场、吴起镇,这些地名后来写进军史,当时却是冷饭、血泡和追兵。
汪东兴还不到二十岁,已经知道打仗不只靠狠劲,还要会守,会等,会把乱局稳住。
到达陕北后,他做过陕北延长医院政治委员、八路军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、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。后方没有冲锋号,却一样磨人。伤员、药品、粮食、纪律,哪样都不能掉链子。一九四五年,他成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。
真正靠得住的人,往往不是嗓门最大的人,而是最危险时还能把门闩插紧的人。
一九四七年三月,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,中央暂撤延安。汪东兴任警卫处处长,负责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安全。
六月王家湾阻击战,他让中央前委先撤,自己带少量警卫顶上去。里说,他用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挡住对方一个团的进攻,为转移争到时间。这种事不是胆子大就行,还得心里有数:路在哪里,敌人从哪儿压来,能撑多久,半点含糊不得。
陕北转战期间,他在延安、安塞、子长一带同敌军周旋,后来东渡黄河、进入晋察冀解放区,他也参与组织和实施。毛主席信任汪东兴,不是一天两天攒出来的。枪声里见胆,急事里见人。汪东兴有主意,却不抢戏。
贴身二字不好当,近一步烫手,远一步失责,他偏偏把这中间的缝儿走稳了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他继续负责中央领导安全。一九五三年五月,他任公安部九局局长、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。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后来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中南海防卫、毛主席外出视察、出访苏联,都离不开他的安排。警卫工作表面安静,里面全是细针密线,一处松了,整盘都可能乱。
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六零年八月,他回江西工作,任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、省委常委。他讲调查,重实际,在困难时期推动农业和农垦工作。一九六零年回京后,他继续在毛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和服务保障。考察黄河、重上井冈山、到武汉游长江、回湖南休养,许多安保安排都由他操持。毛主席把这些事交给他,图的就是放心。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,汪东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。一九七五年二月至一九八零年二月,任中央军委委员、常委;一九七七年八月至一九八零年二月,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。职位越来越高,他心里仍是守住岗位。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,毛主席逝世,汪东兴悲痛很深。毛主席走后,他一度坚持“两个凡是”。新时期到来,他也明白时代在换气,自己该退就退。
一九八零年二月,他辞去重要职务,搬出中南海,日子安静下来。
退下来不等于把旧事扔了。他继续关心国家建设,也参与党史整理。一九九三年,《汪东兴日记》出版,留下不少研究毛主席和相关党史的。他和姚湘娥育有七个子女,许多人有军旅经历。小儿子汪振凯生于一九五零年,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后来也任中央警卫局局长,并获少将军衔。
父子两代守同一道门,听着像巧合,细看又不像巧合。家风不一定挂在墙上,有时就藏在一句老话里:该你站的岗,别躲。
二零零零年,八十四岁的汪东兴回到金溪战役旧址。那面城墙还在,弹孔和枪痕也还在,他伸手摸墙,老泪落下来。当年一起跳下去的人,大多留在了那里。他说,自己多为革命奋斗了六十年,深感荣幸。这句话没有华丽腔,甚至有点笨,可笨得真。
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,汪东兴在北京逝世,享年一百岁。
八宝山送别时,汪振凯捧着父亲遗像,泪水滑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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